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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时间:工人们的工作环境也很艰苦,在工人施工的工地现场,通常多种工种同时进行作业,室内明显可见大量颗粒灰尘漂浮在空气中,电线也是七上八下的悬吊在走廊中,危险度极高,工人们非常容易得肺炎。面对灰尘、粉尘、油漆等危害,很多年龄大的工人缺乏安全意识,常常不戴口罩、安全帽,这也是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
4.中青报·中青网:你们在武汉做了哪些研究?主要的关注点在什么地方?王广发:当时我们实际上对疫情很警觉,关注点也是公众的关注点——有没有人传人?有没有传染性?但我们掌握的资料是比较有限的,从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但我们也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份报告,因为它是二手资料,主要是当地的CDC(疾控中心)和卫健委报上来的。我们也下去看病人。我们看到的病人,是有特征性。另外和我们过去见过的肺炎的确不一样,和SARS有相似的地方,但总体来讲,它的重症比例确实比我们在SARS期间经历的病例要低。我们做临床医生,看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不是说拿个表格看病人身份。观察这个疾病有什么特点,找出该采取什么策略,这是我需要做的。这个病有没有传染性,临床大夫也应该关注,但最主要的是要靠疾控部门的调查研究来判定。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专家的这些分工。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传人,但当时我们确实没有证据,但在医院和发热门诊的救治及门诊的预检分诊已经加强了医务人员的防护。当时,给我们的资料是41例确诊病例,这当中有两起聚集性病例。我们请教过CDC的专家,根据两起聚集性病例,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这需要流行病学专家来回答。判断人传人,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不是说一家子有两人得了,这就是人传人。这是一个复杂的科学的概念,反映传染病强度的,有一个复制数,就是一个病人可以传给几个人,它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计算,这是传染病传播强度一个量化的指标,不是说靠哪一个人就能够说出来,它也应该是一个集体的判断。我要特别强调,不是个人去判断疫情,而是集体一起研判,但是研判的资料,必须得是没问题的。原始的资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拿到,判断上就会失误。我在SARS10周年时写道,盖子不能捂,越捂越糟糕。对大众也不能隐瞒,大众有可能会恐慌,但时常经历“低剂量的刺激”,大众逐渐就能够接受。绝对不能掩盖疫情,让专业人员都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可防可控”不是说“不防不控”,在专家组有共识你们不是关心我那句“可防可控”吗?到现在我们都不能说这个病“不可防不可控”吧?只是说我们的代价很高昂,这是另一码事。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值得总结,从专家的角度来讲,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我说“可防可控”,其实是说,在任何阶段我们都应该坚定信心,经历了那么多传染病,哪个没防住?实际上我们也提了很多建议,不是说“可防可控”就“不防不控”了,而是需要加强重视的。在专家组里,这是有共识的。从后来的情况看,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反思,专家传达的信息尽量完整,大家看信息也不要断章取义。一看到“可防可控”,就觉得好啦,万事大吉了,可防什么呢?大家的措施都到位,大家都重视,才能可防可控。再比如“护目镜”那件事,实际上我提示的是医护人员,因为他们整天在那个地方待着,黏膜感染的机会就会多,没想到大众都去抢了,没办法,我又发了一个微博来解释。当然,这也在情理之中。一来有些人错误理解了“可防可控”,二来我是国家级的专家组成员,大家会认为,“这个人应该百毒不侵的,这么高的专家怎么会感染呢?”住院时提出把新型肺炎归为乙类传染病等建议
提问: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埃塞俄比亚航空和中国之间会有哪些新的合作?对中国市场有什么新开拓方向?Tewolde GebreMariam:作为中非航空的领导者,我们在中国市场绝非新兵。我们在1973年就开通了中国航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非合作的加深,我们也在快速成长。希望下一步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内,埃塞俄比亚航空是能在中非之间的贸易、旅游、交通中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
在去年5月9日,*ST吉恩公告,如果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东方基金管理的东方基金定增优选2号资产管理计划的最终委托人刘辉、文一涛、王斌和东方基金定增优选3号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陈发树和陈焱辉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4811171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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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方面,2015年至2017年,洲际油气连续3年业绩下滑。其中,2017年,因重组失败,受公司财务费用规模大幅上升等因素影响,洲际油气由盈转亏,亏损超过2亿元。记者注意到,为改善公司偿债能力,洲际油气组织了境外债发行工作,预计发行规模不超过5亿美元、期限5年,该发行已于2018年2月获发改委审批通过。目前,发行境外债券事项仍在推进中。